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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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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時期耶穌會士的漢籍著作與中國文化關係的研究，在晚近二十年有越發蓬勃的趨勢。 這可能和越來越多天主教文獻被整理出版，以及散落各地的文獻被數位化有很大的關連。 這些研究大抵可以歸納為幾個主要的方向：天主教的本土（中國）化過程、西文漢譯的問題、中國經典的基督教詮釋、傳教士的語言學習過程、天主教教義與儒、釋、道思想的碰撞、衝突與調合、西學東傳、中學西傳、以及漢籍在域外的流傳……等。從文獻最初被撰作的訴求來看，其目的固然是源於宗教；但宗教之外，牽引出的卻是更多的面向與糾葛，它提供了許多領域既有框架之外的另一種思索，也讓原本隸屬於宗教的，不局限於宗教；所謂的經典詮釋，詮釋的也不僅只是經典。
檢視已經出版（主要是收藏在梵帝岡圖書館、徐家匯藏書樓，以及法國國家圖書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的天主教漢文典籍，有三類著作出現的頻率頗高，特別引起筆者的注意。這三類著作，分別是「《直解》」、「《行實》」與「《圖說》」。
從中國經書的詮釋史來看，元明時期乃至於民國以後，大量出現名為《直解》的著作。這些著作多以淺近直白的方式，詮釋艱深難懂的經書；像是元代儒者許衡（1209-1281），便著有《大學直解》、《中庸直解》；明張居正(1525-1582)，撰有《書經直解》、《四書直解》、《通鑑直解》、《武經七書直解》、《女誡直解》；民國以後，類似像陳子展（1898-1990）《詩經直解》的著作，就更不可勝數了。這都說明在經書的詮釋系統中，始終存有這樣的形式 ；它讓古奧變得較為淺白，因此很容易流傳。據此，天主教漢籍文獻中，會出現像陽瑪諾的《聖經直解》；梵帝岡圖書館會收藏《四書直解》、《通鑑直解》（張居正撰） ，《幼學須知直解》、《上諭直解》等著作……，應非偶然。
如果說，《直解》揭示的是經典背後的意涵，那麼，《行實》所呈現的就是撰者對傳主生平事蹟的擷取。一般來說，《行實》多呈現人的光明面，除非有特別的原因；尤其當撰者與傳主存有特殊關係時，隱惡揚善往往是常態。但人生本來就是許多片斷組合成的，何者該寫，何者該捨，何者該放大，何者該無視，去取之間，盡是玄機。天主教漢籍文獻中出現的「《行實》」，數量頗多，以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的中文文獻而言，至少有《皇清敕封太孺人徐太宜人行實》（許玉撰）、《聖若瑟行實》（陽瑪諾撰）、《聖女羅洒行實》（羅森鐸撰）、《聖玻耳日亞行實》（無名氏）、《古聖行實》（無名氏）、《衫松行實》（無名氏）、《聖母行實》（高一志撰）、《天主教聖人行實》（高一志撰）、《聖父方濟各行實》(恩若瑟撰)等。從境界來說，有聖有凡；就性別而論，有男有女；就身份而言，有華有洋。這些出之以「行實」為名的傳記，不論就撰者或傳主而言，均因西方宗教的涉入，而有或深或淺的轉化，因此，若有本土敘事的比對，當能看出不同背景的詮釋。
至於「《圖說》」。天主教漢籍文獻中收有大量的《圖說》，像是(比)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的《坤輿圖說》、徐光啟和（德） 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合作的《恆星經緯圖說》、李之藻(Ly Leam)(1565-1630)《渾蓋通憲圖說》、南懷仁《驗氣圖說》、(德)鄧玉函(Johann Schrech)(1576-1630)《遠西奇器圖說》、鄧玉函與畢拱辰(？-1644)合作的《人身圖說》……等，堪稱「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無所不包。這些結合「圖」與「文」（說）的著作，從「物質」到「精神」，建構出一個連結東方與西方的繽紛世界。然而檢視這一再出現的「《圖說》」二字，很難不讓人連想到中國學術史上鼎鼎有名的周敦頤（1017-1073）的《太極圖說》。從249個字的抽象宇宙觀，到橫跨醫學、機械、天文、地理……的科普知識，從十一世紀的歷史公案，發展為各種新學科的展場；《圖說》這類著作所體現的世界，恐怕難以一語道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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