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書

學年 101
學期 2
出版(發表)日期 2013-04-01
作品名稱 植民地統治下での通訳・翻訳:世紀転換期台湾と東アジア
作品名稱(其他語言)
著者 富田哲
單位 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出版者 臺北市:致良出版社有限公司
著錄名稱、卷期、頁數 初版
摘要 本書撰寫中筆者一直關注的問題是,日本統治剛開始時,翻譯(在此包括口譯及筆譯)居於以台灣總督府為主的殖民地統治者集團與被統治者社會之間,如何實踐使其成為可能。並且就19世紀東亞世界之歷史、文化脈絡,釐清翻譯這個行為所代表的意涵。
 本人曾經討論過,因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存在的不平等權力關係,儘管日治初期台灣人學習日語、統治者日本人亦學習台灣的語言,然而雙方在語言溝通上,雙向、對等的關係似乎無法成立。雖然如此,但這個空間的面貌更形複雜,值得更深入分析和思考,於此本書特別著重關注的分別為以下兩點:1.總督府在知識上掌握新領土過程中,將台灣的語言以及與其表裡一體的族群重新分類,2.日治初期在台灣從事翻譯工作的日本人之經歷和背景,常與當時包括台灣在內的「東亞」社會脈絡有密切的連結。
 關於第一點,來到新領土台灣的日本人,統治開始後馬上便發覺台灣的語言和族群的多樣性,但台灣總督府於1905年前,尚未有分類語言及族群的統一方法。第二章討論總督府1898年起施行的「土語通譯兼掌制度」制定過程和落實方法,分析其中台灣的語言如何被分類、它們被賦予什麼名稱。該制度制定當初,所謂「土語」包括哪些個語言這點,不管在總督府中央及地方單位,似乎沒有統一的見解,對於分類、稱呼的方式也各異,例如今天我們所稱台灣語的範圍內,則出現各式各樣的「變種」。
 第三章論述臨時台灣戶口調查,主要探討對語言、族群及教育的調查。總督府於1905年舉行的這個人口普查,領先於日本本國,這個調查產出各個項目的數值資料後,總督府獲得知識上俯視自己統治領域的手段(「蕃地」除外)。在此提出的語言分類為「福建語」「廣東語」「蕃語」等,族群分類為「福建人」「廣東人」「熟蕃」「生蕃」等,這些分類與從前出現過的各種分類相較,定義出非常清晰、明確的輪廓,將語言話者人數與族群人口歸納結合一起提出。總督府原先並無「福建語」和「福建人」的概念,然而在台灣擁有最多話者的「福建語」(今日我們所稱的台灣語) 以及最大族群的「福建人」,正是因為這個調查才被創出。
 關於本書特別關注的第二點,討論內容包括日治初期在台灣從事翻譯的工作者以及台灣語教育/學習展開的知識空間。學習台灣語的教育機構、刊物等不外是由教育工作者、學習者以及出版業者所構成的知識空間而產出的。筆者在第四章思考的為參與這個空間者具備哪些經歷或抱持的主張,他們如何討論台灣語相關的話題,他們如何把當時的語言學和語言教育學的學知適用於自己的主張和實踐。他們之中,在來到台灣前即曾經學過台灣語者幾乎都沒有,但這並不代表台灣語知識空間從零開始。日本人在台灣的台灣語教育及學習,以在日本的漢語系語言學習的傳統,以及在華南和台灣由基督教傳教士所編輯的課本或辭典類等研究成果做為基礎進行。參與這個空間者討論的話題包括,總督府制定的台語假名表記法是否比基督教傳教士創造的台語羅馬字系統更適合於日本人的台語學習、自歐美引進到日本不久的近代語言學和語言教學法如何利用於課本的編輯等。
 在第五章,則以一個日治草創期存在的組織叫做「學友會」為主題,學友會以翻譯工作者為成員主體。來台後學習台灣語的成員不少,不過總督府等需要他們的理由就是因為他們具備北京官話或漢文的高度能力。參加學友會者可被稱為「清國通」,他們來台前已學過北京官話,有的還曾長期居住過清國。他們認為新領土台灣正好是能發揮自己的能力和知識的地方,而且總督府也非得仰賴他們,否則無法統治台灣。然而,能用自己的眼光解釋台灣社會、也有辦法自己進入台灣社會裡的他們,對總督府來說,不久後卻變成危險的抵抗勢力。1899年5月總督府的御用報台灣日日新報之社論,強烈批判他們日常的行為和言論,已超越翻譯者的本分。之後他們因在總督府裡被馴化、體制化而喪失抵抗力量,但「清國通」的他們,在義和團運動或日俄戰爭發生之際,仍有機會赴中國大陸從事翻譯工作等做為發揮的舞台。
 即使皆以翻譯者這一詞稱之,但其職位不同,職責也不一,第六章論述的是其中最高地位的官員,即總督府翻譯官。日治初期台灣還保留濃厚中華帝國的邊境的色彩,這樣的環境下,具備高度漢文、北京官話能力,也學習台灣語的他們,可說是當時在台灣翻譯者的象徵性存在。從翻譯官的例子可以看出,被統治者與統治者之間的語言溝通方式並不單純,「兩者互相學習對方的語言」這種說法常無法成立。
 第七章檢討的是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語學部土語學科。這個機構的主要教育目的為培養精通台灣語及台灣情況的官員。其教育課程是按照總督府首任學務部長伊澤修二所提出的「混和主義」這個概念所設計,台灣語的授課時間佔全體時間的三分之一以上(若含「讀書‧作文」則有一半以上),惟教育程度為中學校前半左右。土語學科學生畢業後被任用為總督府官員,總督府認為,若任職後馬上須服現役兵役,將會對統治政策帶來極大損失。因為他們在學校習得的台灣語等能力,在幾年的兵役期間中會歸零,他們的職務也不可能由其他人擔任。因此總督府要求中央的內務省及陸軍省對畢業生給予兵役上的優遇措施。雖然當初的要求遭到陸軍省等的強烈反對,總督府最後被逼妥協,但從兩方的協商過程可見總督府對這個機構的教育以及畢業生的重視。但不久總督府的方針有了變化,決定廢止土語學科。雖然官方資料並未顯示其明確的理由,但筆者推論那個時期的總督府,特別當時總督兒玉源太郎及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對於培育具備東亞觀點的人才特別重視,亦即儘管在台灣任職也能瞭望東亞,儲備未來日本帝國擴大勢力到東亞各地時也能有所貢獻的人才。然而,土語學科無法提供滿足這樣的需求,反而是當時在東京設立的台灣協會學校,以及在台北設立的台灣殖民行政學校這些教育機構,對總督府而言更適合於短期性及長期性的人才培養構想。這些學校的教育課程與土語學科的課程不同,包括台灣語在內的「台灣」因素較少,至少就「台灣」的脈絡而言,土語學科原本企圖的混合主義的色彩,在這些學校的課程中被淡化。
關鍵字 通訳; 翻訳; 日本統治初期台湾; 東アジア; 言語カテゴリ; 臨時台湾戸口調査; 台湾語; 北京官話; 漢文
語言 zh_TW
ISBN 9789577867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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